中国制造商似乎已为贸易战做好准备。
中国东南部城市义乌的女装制造商康扬服饰的缝纫机已经全部关机，因此能清楚听到车间里回荡着一个词：川普（特朗普的普通话绰号）。我到访时，美国刚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康扬的工人们似乎并未被吓倒。当我走近一群闲着的男工，他们的回答充满火药味：”挺住！”一人喊道。”你觉得我们怕美国吗？”另一人吼道。后来，一名工人给出了更稳重的判断：”事实是，这会有影响，但我们没问题。”
义乌是全球最大的批发市场。从挂锁、行李牌到充气泳池，各类商品都拥有专属的大型仓储式专区。约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即中国年度出口总额的15%，正受到贸易战的威胁，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未表现出让步的迹象。北京已对美实施125%进口关税反制，危及年价值超1400亿美元的商品。与唐纳德·特朗普不同，习近平无需受制于选举。他将自己塑造成能承受短期阵痛的领袖，并期望国民“吃苦”——即中国版的“咬牙挺住”。从义乌商贩斗志昂扬的表态来看，这场国际胆量博弈的前线参与者们已做好充分准备践行此言。
特朗普的旋风式政策已令义乌的供应链陷入困境。订单量锐减，货运延迟。与我交谈的商户平均有10%至20%的业务与美国相关。然而即便前景黯淡，市场对贸易关系缓和的期待依然寥寥。
杨兰花经营一家生产圣诞主题毛绒玩具的工厂已有二十余年。特朗普宣布所谓”解放日”期间，杨兰花在美国的一位合作多年的客户要求她降价10%。该客户2月份订购了价值3000美元的商品，当时杨兰花正准备发货。”我说’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她告诉我，”我总共只有10%的利润空间——如果降价，就完全没有利润了。”
“我说全世界应该联合起来，停止和美国做生意，”杨女士接着说，“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她的女婿正在美国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现在她希望他回国。“我们已经成为了第二大强国，”她说，“而且在很多科技领域，我们已经迎头赶上了。”
从某些方面看，特朗普的关税可能已经在帮助中国。许多中国企业正在运用从上一轮贸易战中吸取的经验（特朗普首个任期尾声，美国对中国商品平均征收约20%关税）。徐大卫就职于上海某汽车零部件企业，该公司过去主要向洛杉矶地区出口。他告诉我，过去三年已将美国出口量削减40%，转而开拓拉美客户群体。”中国不再害怕关税了”，他表示，身边出口商都已”走向全球”，在中东、南美和东欧开展业务。中国曾是世界的工厂，如今正逐步成为发展中世界的工厂。
徐的公司能免受特朗普关税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该公司将制造业务转移到了墨西哥。许多义乌商家也采取了类似的变通方法。一位文具制造商告诉我，她已将生产转移至越南。还有些商家去了柬埔寨或日本。杨女士则通过墨西哥转运部分圣诞用品，不过她的客户最近受到墨西哥当局调查。特朗普政府曾向墨西哥和越南等国施压以遏制转运行为，但这些努力就像打地鼠游戏般收效甚微。
我在义乌听到的普遍看法是：特朗普高估了美国的筹码。在这场对峙结束时，中国而非美国将变得更加强大——国内更加自力更生，国外更受尊重。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契机，使其得以将经济增长引擎从出口转向消费。十多年来，北京方面一直推迟从以出口为基础的快速增长型经济，向以消费为基础的发达经济转型。中国一直压低工资、让本币贬值，并通过刺激计划推动基础设施项目和高科技制造业。其结果是，中国出口激增，加剧了与那些希望在本国境内扩大制造业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场贸易战可能让中国感到了紧迫性，需要重新平衡本国经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家崔之元表示。他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出台有力的刺激计划来提振消费。
从理论上讲，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应会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欢迎。特朗普关税攻势的一大讽刺在于，它可能促使中国推进美国贸易鹰派长期以来寻求的各类改革，但这些改革的条件突然变得对北京方面更加有利，而对美国不那么有利。鉴于特朗普随意且破坏性的关税举措，欧洲国家可能认为注重消费的中国是更具吸引力的贸易伙伴。经济平衡意味着贸易平衡：中国消费者购买欧洲商品，欧洲消费者购买中国商品。美国盟友未来面临的选择是，它们希望与反复无常、动辄恶语相向的美国进行贸易，还是与一个尽管不完美但可能成为更佳贸易伙伴的中国进行贸易。答案并不明显。
正如崔提醒我的那样，中文的“危机”一词由“危险”和“机会”组成。在这场贸易战中，中国的经济改革派看到了推动变革以重新平衡经济的机会。中国领导人看到了将中国定位为中东北非、全球南方甚至欧洲更可靠合作伙伴的机遇。白宫将关税战视为对中国利用全球贸易的全民公投，而中国官员则将其视为对美国自我中心与虚伪的检验。世界其他国家将决定哪种叙事更具说服力。华盛顿以为自己在孤立北京，但很可能正在孤立自己。
本文编译于大西洋月刊，由Chang Che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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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旗解析
《大西洋月刊》文章《You Think We’re Afraid of America?》聚焦于美国全球影响力的衰退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冲击，揭示了美国在单边主义政策下逐渐丧失威慑力的深层逻辑。以下结合文章的主题，从战略误判、制度信任危机、多极化趋势三个维度展开深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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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略误判：单边主义加速美国威慑力弱化
1.经济主导地位的自我削弱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如针对中国、欧盟的贸易战）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反而导致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例如，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和RCEP框架扩大非美市场，而欧盟、东盟等经济体则与阿联酋、印度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形成“去美国化”的贸易网络。这种经济脱钩的代价由美国企业承担——标普500指数因政策不确定性剧烈波动，美国国债信誉受挫，投资者转向其他避险资产。
关键矛盾：美国试图通过保护主义巩固霸权，却因政策反复性（如关税计划启动又取消）削弱了市场信任，加速了盟友的离心倾向。
2.军事与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崩塌
文章呼应《大西洋月刊》对特朗普政府混乱外交的批判（如特朗普泄露军事计划、使用非安全通讯软件），这种草率行为暴露了国家安全体系的漏洞。以乌克兰危机为例，美国援助的摇摆（拜登宣布援助但受制于国会分歧）导致盟友质疑其承诺的可靠性。卡根（Robert Kagan）在分析中警告，若美国停止对乌支持，乌克兰可能因“士兵和装备短缺”在2025年崩溃，而美国将面临“战略失败”或被迫加大干预的两难选择。这种安全承诺的不可预测性，直接削弱了盟友对美国的依赖。
3.“美国例外论”的意识形态困境
美国长期以“自由民主灯塔”自居，但其国内政治极化（如国会未能限制总统滥用紧急权力）、社会分裂（如种族矛盾、枪支暴力）及制度失能（如最高法院卷入党争），使其价值观外交的合法性受挫。例如特朗普利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关税是“对权力的惊人滥用”，而国会未能履行制衡职责，暴露了美国法治体系的脆弱性。这种内外双重标准，使“美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下降。
二、制度信任危机：从规则制定者到规则破坏者
1.国际治理体系的去中心化
美国曾是全球化规则的核心塑造者，但其频繁“退群”（如退出巴黎协定、世卫组织）、阻挠WTO改革等行为，迫使其他国家探索替代方案。例如，中国推动“石油人民币”结算、欧盟建立INSTEX机制绕过美元制裁，均是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局部突破。这种“规则替代”现象标志着美国从“体系维护者”转向“体系颠覆者”，加速了全球治理的多极化。
2.盟友关系的实用主义转向
传统盟友（如欧盟、日韩）对美国的依赖从“价值观绑定”转向“利益计算”。例如即便美国完全关闭贸易，41%的贸易伙伴能在一年内恢复损失，到2029年将有100个国家摆脱对美依赖。这种趋势在科技领域尤为明显：欧盟通过《数字市场法》限制美国科技巨头，东南亚承接中国半导体产业转移，均体现盟友在经济和技术上“降低美国权重”的战略选择。
3.信息操控与舆论反噬
特朗普政府通过散布“另类事实”操控舆论（如否认选举结果、淡化疫情风险），导致国内外公众对美国媒体的信任度下降。这种“混乱治理”模式不仅削弱国内机构公信力，还使国际社会将美国视为“不可预测的威胁”而非领导者。例如，加拿大航空公司因聊天机器人误导乘客败诉，暴露了企业对自动化决策的监管盲区，而类似问题在AI代理普及后将更加复杂。
三、多极化趋势：世界能否摆脱“美国恐惧”？
1.新兴力量的制度性崛起
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通过区域合作（如金砖机制、上合组织）和制度创新（如亚投行、新开发银行）重塑国际秩序。例如，中国在5G、新能源领域的领先，不仅打破技术垄断，还通过“制造-市场-金融”三位一体输出发展模式，与西方形成“分层竞争”。这种崛起并非简单替代美国，而是推动国际体系从“单极霸权”转向“多元共治”。
2.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扩张
跨国企业（如特斯拉在上海设厂）、国际组织（如WHO在疫情中的角色）甚至AI代理（如自主执行任务的披萨订购系统）正在分化传统国家权力。例如，不受控的AI代理可能被用于大规模犯罪（如同时制造数百起炸弹勒索），而现有法律难以追责开发者，这迫使各国加速构建跨国监管框架。美国若继续回避多边合作，将丧失在新兴领域的话语权。
3.“去恐惧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全球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美国的认知从“敬畏”转向“质疑”。例如，美国婚恋市场“向钱看”的功利倾向，反映社会对“美国梦”的幻灭；而发展中国家通过社交媒体（如TikTok）解构西方叙事，形成本土文化自信。这种心理转变削弱了美国软实力，使其难以再以“道德权威”号令全球。
结论：美国霸权的黄昏与秩序重构
《You Think We’re Afraid of America?》的深层隐喻在于：美国的威慑力建立在经济、军事和制度信任三大支柱上，而单边主义政策正同时腐蚀这三者。若美国无法修复其制度韧性（如国会制衡失效）、战略耐心（如政策反复性）和全球叙事能力（如价值观合法性），所谓“恐惧”将彻底沦为历史回声。
历史隐喻：正如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灾难，特朗普的贸易战可能成为美国霸权衰落的标志性事件。而世界的回应——通过区域合作、技术自主和制度创新——正在书写后美国时代的多极秩序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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